从经学到国学：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的逻辑

内容摘要：实施“双一流”建设，需要协调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关系。推动国学走进现代大学课堂，应选择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路径，更好地发挥国学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经学;国学;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逻辑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张亚群，男，安徽庐江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福建 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经学与国学是对传统学术的不同表述，与传统学科的变革密切相连。百余年来，从经学到国学的嬗变，不仅是传统学科地位的变迁，也是教育目的、学科建制、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的转变，对教育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代改革开放为国学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开放的中国需要国学教育。实施“双一流”建设，需要协调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关系。推动国学走进现代大学课堂，应选择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教育路径，更好地发挥国学的育人功能。

　　关 键 词：经学 国学 近代大学 传统学科 变革逻辑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16ZDA230)。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4-0077-12

　　经学与国学是对传统学术的不同表述，与传统学科变革密切相连。学科作为知识分类和教学组织形式，是大学教育的基础，与知识生产、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密切相关。受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古代教育形成独特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建制。无论是先秦的“孔门四科”，汉唐以降察举、科举的“分科”取士，还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知识分类，都与西方学科传统迥然有别。作为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清末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中，学科变革处于核心地位。从传统的中学分类转向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对于中国大学制度建设和专门人才培养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①一部中国近代大学教育史，就是学科不断变革与扩展、学科建制演化的历史。从学科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大学传统学科变革的逻辑，可为当今大学学科建设和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一、清末经学科的成因与教育困境

　　经学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它发端于子夏和荀子，既是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也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汉代以下古代文化体系中，经学担负维系学术传统、治国理政的功能。经学兴起之契机在于汉武帝兴太学、独尊儒术和察举取士。《汉书·兒宽传》载：兒宽“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兒宽因经学才能突出，被汉武帝召见，“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②读经应举是汉代士人入仕的重要路径，它开创了后世科举选士之先河。

　　在传统学术分类中，经学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和独特的社会政治功能而位居“四部”之首。作为中国学术的重要源头，经学包括“经”“传”“疏”三大部分，涵盖训诂、义理、词章、音韵等学问。在二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经学教育形态不断演化，儒家经典代代相传。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专司教学，太学生研习专经。此外，各级官学讲授《孝经》《论语》，作为士人共同必修课和研习五经的前提，合为“七经”。《孝经》和《论语》的兼经地位，“直到北宋中叶后方被《四书》所取代”。③唐宋时期，适应科举选士发展需要，经学教育出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形成庞大的经传诠释系统。经学教育在古代中国和东亚产生广泛的文化与政治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经学与封建政治紧密相连，经学教育不可避免受专制思想束缚，存在自身的局限性与弊端。在清代，“经典教义为东亚儒生、官吏、学者提供了一套论述政治、社会善恶的学说。若要坚持圣贤的理想，就要尊崇、研究古代圣人的学说。经学赋予儒学以合法性。”④晚清时期，在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文化的冲击下，经学教育遭遇空前危机，不得不向西式教育转型。1901年至1905年间，伴随急促的书院改制和科举革废举措，清政府全盘移植西方学科、学校制度，传统经学经过西式学科化改造，以经学科和经学课程的形式，被纳入新的学校教育体系。

　　经学教育的学科化，始于1904年1月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主导者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分为八科。所谓“科”，既是某种知识的分类，也是一种学术组织机构，由此建立“科门”建制。设经学科并置于各科首位，为张之洞独创，旨在借助西方学科制度，保障“中学”独特地位。新学制以西学分类取代中学分类，大学教育从“四部之学”转变为“八科之学”。学术分科及知识系统这一重大变革，是清末文化转型和学制改革的结果，包含了“移植”西学和“转化”中学两条路径。经学科是从传统学术中演化而来的，属于“转化之学”，⑤其创立动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从思想渊源看，经学科是晚清洋务派等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演变合乎逻辑的产物。

　　“中体西用”论发端于早期改良派思想家。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后郑观应进一步阐释：“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⑥这一理念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为调和中西学矛盾而形成的一种近代化理论模式，为洋务派所认同，广泛运用于晚清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变革中。

　　“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规时势，综本末”，著《劝学篇》，系统阐释其“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教育思想。他认为：“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为了“保国、保教、保种”，须培养“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人才。他提出：“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讲西学必先由中学。“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⑦在这里，张之洞以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与“西学”“西政”并称，阐释“中体西用”思想。此后，《癸卯学制》经学科的设立，就是这一教育理念的制度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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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02